国家280兆瓦大型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日前在北京开标，这是自去年敦煌10兆瓦招标项目以来的第二次国家大型光伏招标活动，其招标规模相当于中国过去累积各类太阳能光伏数量的总和。尽管如此，业内人士表示，这并不预示着国内光伏市场的启动，上网电价法的出台仍然是发展国内光伏产业的引擎。 

    招标规模扩大市场仍未启动

    本次招标单个项目的规模都在20兆瓦～30兆瓦，覆盖内蒙古、新疆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陕西6省区的13个项目，特许经营期25年，总体规模和项目个体规模都较去年大幅增长。

    这次招标的总体规模大幅增加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市场的启动。用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的话说，此次招标还是一种探索。“这次招标还是原来一事一议的机制，仍然是正式启动上网电价法前的一次热身。”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赵玉文也表示。

    据悉，此次招标开出的光伏电站并网电价价格标，平均报价水平降至每千瓦时约1.036元，较去年中标价格下降约5%。最低报价0.7288元，较去年的最低报价0.69元高出近4分钱。

    对于此次招标过程中报出的最低价，史立山表示，招标规则制定得很清楚，价格都是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测算的，定得低的企业未必没有利润。
    业内人士透露，光伏发电的实际成本肯定不止0.7元。就目前实际情况看，由于市场不成熟，电站本身的技术不完善，电网接入不顺畅等一系列因素影响，实际发生的费用比报价要高。之所以出现这种低报价，可能是企业急于取得业绩的战略营销策略。为了获取订单和排放的指标，博取社会责任的赞誉，企业把将来会发生的小额费用忽略掉，把模型更理想化，这导致计算结果比较低。此外，很多企业把投资回收期设定为25年，投资回报率几乎接近银行的贷款利率，这样的回报率和回收期，自然资本是不会进入的。

    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大洲分析认为，这种情况说明很多企业正在光伏领域加紧布局，他们看重的是在光伏产业抢占滩头并树立品牌。
    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秘书长曾少军在接受《中国电子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逐利是企业的本性，没有利润的吸引企业是不会介入这个领域的。他建议招标机制应该进一步透明化。他认为，在光伏领域，民营企业是最具活力的。“以多晶硅为例，民营企业的努力、多晶硅提纯技术的进步，对降低成本起到很大作用。所以，在招投标过程中应该给民营企业一些机会才对。”他强调说。 

    资源影响定价各环节仍有降价空间

    业内专家分析说，上网电价的价格取决于几个因素：其一，初投资，即光伏电池板、逆变器、变压器、支架线缆的投资等；其二，当地太阳能资源因素，太阳能资源越丰富，价格越低。其三，投资者对回报的诉求。如果要求比较高，电价也会相应比较高。在合理的投资回收期都一样的情况下，第三部分可以不考虑，只考虑前两个部分。而由于第一部分的初投资相对来说是固定的，所以，考虑当地的资源情况是制定上网电价政策最关键的因素，制定合理的按照地区分类的上网电价迫在眉睫，脱离资源制定上网电价将毫无意义。

    曾少军表示，光伏发电价格在什么水平上，投资者心里都有本账。国际金融危机之后，以多晶硅为主的光伏市场原材料价格降幅很大，所以光伏组件产品价格也下降很多，产业链平均利润率在百分之二三十，已经很低了。

    严大洲对《中国电子报》记者说，根据2009年各企业年报，下游光伏组件环节、配套电器等赢利最明显，上游多晶硅企业赢利情况差。目前多晶硅价格上涨，通过市场调节，利润分配在向上游合理倾斜，将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    赵玉文表示，只要光伏产业发展、规模扩大以及技术进步，产业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降价空间。随着管理更加科学，控制手段更加优化，电站的收益也会有所提升。

    期待平价入网启动国内市场

    中国光伏市场的启动，取决于政策法律环境和上网电价法的最终出台。在制定上网电价法过程中，国家应该在勘查太阳能资源的基础上，根据资源和不同的安装方式、太阳能电站的结构、电站容量大小，拟定一个上网电价，随后可分年度地根据行业的规律和技术的进步、市场成本的降低，制定降价路线图，把上网电价逐步降下来。

    赵玉文表示，中国没有启动上网电价法，所以目前的市场很小。只有通过上网电价法等法规的推动才能使市场前行。

    曾少军强调，政府要给光伏产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，给企业一个发展信号。“对于已经进入光伏领域的企业，应该在提高技术水平、降低成本等方面做好工作，把技术团队建设好；准备进入的企业，应该谨慎投资，看准方向，在没有明确政策出台的情况下，不要盲目进入光伏领域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严大洲认为，国内应该参照德国、日本等国的成熟经验，加快国内光伏发电项目实施，让中国制造的清洁能源在本土市场发挥作用；国家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和科技投入，提高光电转换率、延长电池寿命、提高稳定性，以降低成本，增强竞争力。他说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，多晶硅暴利时代一去不复返，多数多晶硅企业处在市场与技术困难的重压下，投资与建设已归于理智，相关政策也要适应这些变化。